我是1952年由中南大区调到中共中央政研室农村组的，1953年政研室全班人马并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。办公地点也由西城区的孟端胡同迁往当时万寿路原来的伪“华北剿匪总司令部”。那是一座两层大楼，非常陈旧。我被分配到第二处 (互助合作处)，处长是李友九 (原中南财委副秘书长、中南土改委委员，曾任黄冈地委书记)，副处长任雷远 (原中南土改委秘书长，后调为中央农工部办公室主任)、霍泛 (原中共中央政研室农村组组长)。当时全处只有不到十个人，只占用了一间屋子。这是我参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始。
因为全处多数人都是新手，而且农业互助合作是个新任务，所以我们的 ...... （共12584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949年，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，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。因此，每逢国庆佳节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。众星灿烂，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
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、共和国尚未建立、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，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?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大肆批判的“剥削有功论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?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，曾亲耳聆听刘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，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，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，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
一1951年春，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，受到贺龙、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。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，金中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、大军阀，不仅没怎么着他，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，让他讲话，
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。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。唇亡则齿寒，户破则堂危。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，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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