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7月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时，开始我没有参加。我留在北京，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。当时我的职务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。7月中旬的一天，宋任穷同志到国防科委来找我。当时他是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。他告诉我，苏联以与美、英等国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为由，突然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，从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部署，宋任穷同志很着急。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，建议他直接去庐山，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、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首长汇报。因为国防科委还有日常战备值班等许多事要做，我不想去庐山，但宋任穷同志执意要我 ...... （共5316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949年，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，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。因此，每逢国庆佳节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。众星灿烂，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
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、共和国尚未建立、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，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?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大肆批判的“剥削有功论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?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，曾亲耳聆听刘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，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，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，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
一1951年春，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，受到贺龙、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。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，金中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、大军阀，不仅没怎么着他，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，让他讲话，
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。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。唇亡则齿寒，户破则堂危。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，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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