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中共中央决定派我为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，代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职务，领导北大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运动。在风口浪尖上，我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严重斗争。在处理北京大学“六一八”乱揪乱斗事件中，被江青指责为“镇压了革命”。康生宣布我犯了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”，我随即被打倒。
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中央在 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 中指出：“历史已经判明，‘文化大革命’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”我在北京大学领导“文化大革命” ...... （共21348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949年，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，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。因此，每逢国庆佳节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。众星灿烂，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
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、共和国尚未建立、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，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?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大肆批判的“剥削有功论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?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，曾亲耳聆听刘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，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，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，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
一1951年春，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，受到贺龙、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。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，金中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、大军阀，不仅没怎么着他，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，让他讲话，
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。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。唇亡则齿寒，户破则堂危。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，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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