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我曾在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工作过一段时间。我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国宾馆，从这时起到1967年8月，我在那里住了15个月。1966年8月底，因为有人写信向江青告密诬陷我“骂过江青有神经病”，又在一些事情上冒犯了江青，她责令我停止工作1个来月; 1967年1月中旬，江青又责令我回光明日报社“参加运动”、“接受群众批评”，被批斗了1个月。从此我不再参加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会议，文件也被停发了。2月底再回到钓鱼台，每天被“发配”到 《人民日报》“管版面”(实际没有“管”)。只是这个小组对外的集体活动，每次还都通知我前往参加，直到8月初江青再次责令我回报社 ...... （共19253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949年，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，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。因此，每逢国庆佳节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。众星灿烂，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
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、共和国尚未建立、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，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?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大肆批判的“剥削有功论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?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，曾亲耳聆听刘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，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，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，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
一1951年春，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，受到贺龙、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。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，金中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、大军阀，不仅没怎么着他，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，让他讲话，
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。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。唇亡则齿寒，户破则堂危。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，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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