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于山东，在东北长大，童年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段艰难的岁月。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大学学日语的时候，遭到父老乡亲的一致反对。他们说日本鬼子那么坏，你还要学他们的语言?! 我说，这是工作的需要，再者，从事中日友好交流也是我的志愿。正是组织上的这一安排和我的选择，使我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，有机会得以从事对日工作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中日关系尚处于无邦交的僵冷时期。当时我很羡慕别的司处的同事，可以出国到主管国家地区办业务、学习和深造，而近在咫尺的中日两国，却遥远而冷漠，仅有非官方的民间交往，还要绕道经香港去。
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。随 ...... （共11398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949年，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，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。因此，每逢国庆佳节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。众星灿烂，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
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、共和国尚未建立、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，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?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大肆批判的“剥削有功论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?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，曾亲耳聆听刘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，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，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，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
一1951年春，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，受到贺龙、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。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，金中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、大军阀，不仅没怎么着他，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，让他讲话，
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。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。唇亡则齿寒，户破则堂危。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，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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