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文化大革命” 十年，政治形势动荡，社会秩序混乱，规章制度遭到破坏，国家财政受到冲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李先念同志的领导，财政部仍然坚持正常的业务工作，保障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。这是“文化大革命” 中财政部的主流，在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这一时期，我相继担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、司长、部党组成员、“革命委员会” 副主任，开始参与财政部业务领导工作，值得回顾的地方不少，现将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概要说一说。
国家的财政大权不能夺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 中，财政部也受到了冲击，特别是在1967年连续受到夺权和大批斗的考验 ...... （共9780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949年，我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副处长，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全过程。因此，每逢国庆佳节，我的心情都特别兴奋。众星灿烂，群贤毕聚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
刘少奇为什么会在天津刚刚解放、共和国尚未建立、工作异常繁重的情况下，到天津逗留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呢?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大肆批判的“剥削有功论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呢?我当时是天津工会干部，曾亲耳聆听刘
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随着国内外档案文献的解密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，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幕后情况逐渐为世人所知，其中有些涉及毛泽东首次访苏的铁路安全保卫工作。但是，这些文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多种不同描述
一1951年春，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，受到贺龙、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。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，金中悄悄对我说：“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、大军阀，不仅没怎么着他，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，让他讲话，
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。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。唇亡则齿寒，户破则堂危。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，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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