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“事夫如事天”：班昭的《女诫》及其影响
《五经》原书，在春秋战国时仅是诸子百家之一之书，且其时孔子自称自己如“丧家之犬”，地位并不高，所以影响不大。到了汉武帝独尊儒学，这五种书被尊为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③的“经”，汉武帝又立五经博士，学习、注释、讲解这五种经书的经学成了做官的阶梯，在知识分子和官场中影响很大，甚至出现“鲁叟诵五经，白首死章句”的现象。但经书用的是汉以前的文字和名词，《易》、《书》等又深奥难懂，经书中有关男尊女卑的思想很难普及，不利于男权社会的宗法制度，于是在东汉出现了一位撰写女教书的大师，这就是班昭的《女诫》。
班 ...... （共12341字） [阅读本文]>>
1.男女不平等的起源和形成：宗法制和经学中国太古时期并无男尊女卑现象。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》说：“昔太古尝无君矣，其民聚生群处，知母不知父，无亲戚、兄弟、夫妻、男女之别，无上下长幼之道。”①“知母不知父”
自宋开始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，至明清二代，达到顶峰。从妇女视角来看，程朱理学的产生和发展，加大了对妇女的束缚。不过明中期后，王阳明心学在批判理学的锋芒中，触及了礼教的神圣性，出现了否定轻视、鄙视妇女
1840年前，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已在海外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(雅加达)、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和时为葡萄牙实行“殖民统治”的澳门传教。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、中美《望厦条约》和中法《黄埔条约
在鸦片战争后的五十年中，基督教会所办的这些女校，大多依附于教区，没有独立的管理体系。为便于传教，教学内容大多入乡随俗，中文教科书一般都采纳中国过去的女教书籍，并未对中国重男轻女陋习造成重大冲击。由于文化
对女传教士来说，最使她们感到诧异和激起宗教关怀的是中国妇女的缠足陋习。不过，早期入教的多为底层贫穷家庭出身的女子，为劳动需要，一般是不缠足的。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在城镇中逐渐有中层妇女入教，看到缠足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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