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98年至1899年之际，山东人王懿荣在北京做官，因患疟疾而吃中药，仆人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回药中有一味“龙骨”，王氏打开审视，发现龙骨上刻有篆文，以他作为金石学家的敏感，即派人去药铺问明来历，选了一些文字较清晰的买下。甲骨文遂大行于学界，刘鹗与王懿荣为同代人，在发现甲骨文问题上也相前后，他的记载当较可信：
“(甲骨)既出土后，为山左贾人所得，咸宝藏之，冀获善价。庚子岁，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，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，以厚值留之。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，亦售归文敏。未几，义和拳乱起，文敏遂殉难。壬寅年其喆嗣翰甫观察售所藏清公夙债，龟 ...... （共2324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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