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前所述，“标准草书”的目标实在微不足道，但它的方法论价值却显而易见。
我们从“标准草书”运动中看到了一种崭新的活动模式——既不同于古代文人雅集品茗论艺的方式，也不同于吴昌硕一代以展览先行并广收门弟子的方式。前者基本属于被动，后者虽有主动意识，但还未上升到艺术流派的层次。亦即是说，吴昌硕的广收门生大办展览是主动的(这使他比前人有了明显进步)，但他的流派得以承传却是无意识的。作为他本人并没有在总体上对流派的扩大影响、培养接班人方面进行宏观控制，而是自然形成的客观效果在冥冥中成全了他的希望。
于右任的情况正与此相反。
首先，他在流派推出之 ...... （共3859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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