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，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“标准草书社”。
选择草书标准化作为书法开拓的契机，应该被看做是民初以来时风使然。如本书导论中提及：在当时强调文字改革、文字拉丁化的激进思潮，到了20世纪30年代并未有完全消歇，相反地倒大有星火燎原之势。1931年在海参崴曾召开“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”，提倡汉语拉丁化新文字。1932年，教育部正式公布《国音常用字汇》。1934年发生了“大众语”论战，附带着出现了一种“手头字”(即简化字)运动，在上海文化界首次形成冲击。1935年公布“简体字表”。据钱玄同《致王部长(世杰)函》、《致张司长(星舫)函》(见《国语周刊》191期)，他详细叙述 ...... （共3780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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