伴随着“书法热”而来的突出问题，即是书法教育的严重落后于时代要求。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恶性循环：书法教育的低水平完全应当归咎于理论家与创作家——理论家没有为大、中、小各类不同层次的学生编出令人信服的教材，而创作家中也缺乏训练有素的书法教育人才。目前全国各地书法培训班和书法学校的老师们，实际上大都不具备教育学知识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，则教育的落后又导致人才培养的匮乏。于是，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对书法艺术的看法十分有限，他们再去当老师，又把这种低水平传授给更下一代的学生们，致使书法理论与创作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寥若晨星。教育与 ...... （共2371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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