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问世起，《琵琶记》就备受关注，在戏曲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。明代万历间吕天成《曲品》，将《琵琶记》列为最高品“神品”，对之大加推崇：“永嘉高则诚，能作为圣，莫知乃神。特创调名，功同仓颉之造字;细编曲拍，才如后夔之典音。志在笔先，片言宛然代舌;情从境转，一段真堪断肠。化工之肖物无心，大冶之铸金有式。关风教特其粗耳，讽友人夫岂信然?勿亚于北剧之《西厢》，且压乎南声之《拜月》。”[1]
徐渭《南词叙录》里指出，《琵琶记》的出现将南戏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：“用清丽之词，一洗作者之陋，于是村坊小伎，进与古法部相参，卓乎不可及己。”[2]南戏由不登大雅之堂 ...... （共883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中国戏剧沈璟最后完成的剧作是《博笑记》[1]，全剧28出，由10个故事串联而成。第1出介绍作者旨意和内容提要，余皆以2-4出写一个小故事。大致如下：(续表)这十个故事，七个[2]由明人王同轨的笔记小说《耳谈》
孕育在古远深厚的华夏文明培基上的中华戏剧，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孕育、形成、发展等重要的历史阶段，直至宋金时期，方以其卓然独立的戏曲形式涉入世界艺术之林。逮至13世纪中叶，以体制完备的北曲杂剧的陆续上演为重
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远古时期，先民们虔诚地将部族的诞生与某种神秘的动物联系起来，连类而及，形成多元化的图腾崇拜及万物有灵观念，并由此培植起以巫和巫术为标志的原始宗教。王国维先生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开宗明
导源于上古交感巫术的原始歌舞，其最早的表现形式应当是与动物和自然崇拜相关联的拟兽表演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云：“帝尧立，乃命质为乐，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，乃以麋[[!NFDA1]]置缶而鼓之，乃拊石击石
从巫觋到倡优递嬗的关榫，当为南方楚文化圈中“以巫而兼尸之用者”[1]的“灵”。东汉王逸既训“灵”为“巫”，转而又释“灵”为“神”[2]，刚好从语义学的角度证实了“神—巫—灵—倡”之间的逻辑联系。王国维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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