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牍书法出土的意义，首先即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先民们手迹(而不是第二手石刻)的真正面貌。在民初以来，先民手迹的被发现有多种形式。如1942年长沙出土桡帛书、1966年山西出土之侯马盟书、1970年以后陆续出土之朱书陶瓶字迹等等，都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与书法价值，但最令人注目的，还是20世纪初出土的敦煌写经。
历史好像作出精心安排，在20世纪初连续安排了几个重大的文物出土事件。甲骨文的被发现是1899年，简牍的被发现是1899年，现在，敦煌写经的被发现，也是在其后的一年即1900年。甲骨文首见于河南安阳，简牍首见于新疆古楼兰遗址，而写经则首见于甘肃敦煌。
当法国人伯希和、匈牙 ...... （共1931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上一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