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清末书法研究的一般体格，民初的书学从大体上说也不出原有藩篱。笼统的或专门的资料汇编，严格地说还不是书学研究而只是研究前的准备，如前举关于甲骨文的众多载录和汉简的一些资料集，再比如一些著名的书画录，如《盛京故宫书画录》、《壮陶阁书画录》等等，按前例也属资料类，可以暂时搁置不论。
书法史一系的专著，较有分量的是震钧的《国朝书人辑略》、李放的《清书史》，这是两种对清代书人作全面整理的精心之作。《国朝书人辑略》收录清代书家计848人，大略较为完备，体式以籍贯官阀、评论汇集的先后，每引录前人评论类皆注明出处，便于学者复按，故素有“信而有征” ...... （共2604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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