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吴昌硕为主要参照对象，势必要涉及他的众多门弟子。这是因为从时序上看，20世纪30年代以后，吴昌硕本人已谢世，高举他的大旗并形成一定的艺术集群的，主要是他的门生故旧。探讨民国时期书法当然应该以这些书家作为直接对象。
但更重要的，还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存在。没有吴昌硕的吴昌硕派，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书法(篆刻、绘画)界的主要内容。不但随后的于右任在流派的号召力方面难能比肩，即使是终民国之世，我们也找不出一个足以取代吴昌硕而立的新的领袖。吴昌硕以艺术为纯粹目标又注重艺术的社会效应，这种和谐使他比无论于右任还是沈尹默更多优势。直至他死 ...... （共346字） [阅读本文]>>
与当前书法篆刻界的喧闹劲头相比，近代书法篆刻——特别是指清末到民初的书法篆刻——无论在哪方面说都是不无寂寞的。如果我们把这视为一种着眼于历史嬗递的纵向的今、古之比的话，那么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一比：与民国前
时人习惯于把近代书法的开端从吴昌硕算起，而吴昌硕的发展道路向世人表明，在他前面还有个更重要的源头：赵之谦。以我的看法，不了解赵之谦其人，我们就很难把握民国初吴昌硕、沈曾植、康有为这三个突出典型的真实价值
沈曾植是个地道的士大夫式的知识分子，这使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那么具有近代性格的印象。也即是说，与同时的吴昌硕、康有为相比，他显得更少时代感。我们与其把他归为近代史的牵头人物，不如更确切地说，把他归为古代
沈曾植为清同治二年举人，光绪六年进士。一生浸淫官场，是地道的达官贵人。初任刑部，后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54岁时外放为知府，而道台，而提学，终于安徽布政使。如此的仕途履历，至少使他可保衣食无虞，同时还
与沈曾植同时的书家曾熙，曾有一段评价并讨论，见王蘧常《忆沈寐叟师》：“近人曾熙曾评先生书曰：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先生于前二句逊谢，末一句则不解所指。曾熙云：‘翁方纲一生之误在稳，刘墉八十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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